万年长
Wan Nian 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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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权力口惠而实不至。一些地级市和省直部门的“惜权”思想严重，本应由扩权县(市)享受的政策没有真正落实，存在“先放后收、放小不放大、放虚不放实、明放暗不放”的现象。据某扩权县负责人反映，目前扩权和放权大体是“三分之一到位，三分之一半到位，三分之一蜻蜓点水”。也有的地方放了权，但有许多附加条件，县(市)仍解决不了问题，结果等于没有放权；部分扩权项目带有明显的滞后性，如某省规定“初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核发由扩权县(市)自行审批，报市(州)备案”，而这项权力在扩权之前也是由县具体负责操作的。一些地级市为了保住既得利益不愿放弃权力，甚至出现市与扩权县(市)在诸如养路费、车辆附加、交通规费等的征收中争利的现象，扩权和放权难关重重，情况不容乐观。
多头管理
扩权县(市)处境尴尬。由于扩权试点改革削弱了市级政府的既得利益，因此这场改革很难得到市一级的支持，催生了县(市)与原来省辖市之间的矛盾。扩权试点后，试点县(市)与地级市既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又存在着协商、合作与竞争发展的关系，出现了省与县两级积极性高涨、地市一级政府消极应付的“两头热中间凉”现象。这一微妙而复杂的关系，使扩权县(市)心存顾虑，进退两难，既有扩权后的“解放感”，又怕得罪所在的省辖市。实际操作中，扩权县(市)既要主动维护使用对省一级部门的话语权，又要维护与市相关部门的关系，原来的“一个婆家，一头应酬”变为“两个婆家，两头应酬”，哪方面都不能疏忽和大意。这种在省和市之间“踩钢丝”、“玩平衡”的状况增加了扩权县(市)协调的工作量。
落差较大
工作流程出现梗阻。按照文件规定，试点县(市)有的项目可直接报到省直部门，但现实中仍要通过市再上报审批；有的权限虽下放到县(市)，资金分配等还是按原程序运作。在一些放权的审批项目上，依然出现扯皮现象。如，某扩权县在申报用地指标过程中，市里认为县应该向省国土局获取指标，但省里却说指标已经下放到市里了，以至于该县2007年几乎没有拿到一个土地指标，而没有土地指标用地就是违法用地。又如，某试点县扩权后拥有3000万美元以下大型项目的审批权，但县一级的工商部门却发不了营业执照，项目要想开工，还得求市里的工商部门，很多试点县仍然必须像以前一样在市、县之间来回跑。部分试点县官员将“强县扩权”形象地比喻为“看到文件一喜，到部门办事一愣，最终结果心里一凉”。
地位矮化
扩权县(市)所获省辖市的支持力度“缩水”。一些省辖市在权力下放的同时，将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也一股脑儿甩出。如，一些地方在地级市权力下放后将市级财政的财力更多地投向市区，帮扶县(市)发展的积极性有所降低，项目要求的配套资金迟迟不能到位。某县由于老工业企业较多，扩权前县政府每年支出的300多万元再就业资金、失业救助金由市负责统筹，扩权后，市里随即将其一并下放到了县，而该县每年只有80万—90万元的社会保障支付能力，另有200多万元的缺口尚无从填补。又如，一些扩权县经济发展指标过去在市里的排位较靠前，而现在普遍被压到后面，甚至被挤到全市的末位，农用地转用指标、项目分配和资金配套等支持也相应出现衰减，有媒体形象地将其描述为扩权县(市)“有了对省府的话语权而失了市府的支持度”。
能力短板
省、县两级政府新体制适应力遭遇挑战。一些试点省面对扩权后管理半径扩大、工作量增加和工作要求提高的情况，个别部门的管理能力和人员素质受到挑战，“偏好型决策，强制型服务，检查型工作”的痕迹较为明显，存在着对接不到位的问题。一些人员习惯于中央政策的传达、资金的分配、业务指导和文件审批等中间层次的工作，对基层的情况并不熟悉，对扩权县(市)因权力增加而产生短期化行为倾向的监管意识不强，少数部门对本部门扩权后相关的适应性实施细则和办法制定滞后，使扩权县(市)在操作过程中无所适从，一些省直厅局的处室办事时仍要求出具省辖市相关文件和证明，甚至出现下放权力“前放后收”的现象。一些扩权县(市)在直接对省后，人员的素质难以适应业务衔接需要，对扩权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与省级主管部门的沟通不够及时和积极主动，对扩权政策存在着“等、靠”思想，缺乏相应的配套措施，没有用好用活有关扩权政策，影响了部分职权的有效运行。
制度意外
行政运行成本有所增加。实施“强县扩权”改革后，扩权县(市)跑省城请示汇报、开会学习的次数增多，加之省里的一些业务部门与处室也经常召开会议，交通差旅等费用大幅度增加，交通不便的边远地区则更为突出。而且尽管每次扩权县(市)都与市里的人员一起参加省里的会议和学习，回来后市里通知开会或培训仍然要参加，经常开双重会议。过去扩权县(市)只需给市里报材料，现在省市两级都要报，出现大量重复报批情况，扩权县(市)的工作经费和运行成本反比改革之前增加了。
苦乐不均
扩权对象过度侧重发达县(市)。依据国务院扶贫办最新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名单》和国家民委的《民族自治地方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名单》，对681个试点县(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统计分析可知，在扩权试点县(市)中属于经济强县(市)的为544个，约占总数的80%；属于经济弱县 (市)的为138个，约占总数的20%，比例明显偏低，而如果根据各省官方文件对于扩权县(市)经济发展水平的认定，其比例则更低。这种过度差序结构不利于探索相对落后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模式，也容易加剧各个县(市)间发展的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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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放尽放
进一步提高放权质量。总的原则是，只要有利于县(市)加快发展，该放就放、能放尽放，切实做到真放权、放实权，真正把实质性、关键性和涉及具体利益的权限放给县(市)。对那些可以由市场和社会行业组织承担的，要坚决取消和下放。一是要认真检讨现有文件中扩权的条款，把属于虚权、与实际不相符、实际工作中无法操作、与法律法规相抵触的内容清理出来，切实将有实效、易操作的权力下放到县(市)。二是要增加一些县(市)急需的扩权内容，对于一些对地方发展有积极推动作用的权力，应创造条件下放给县(市)。三是要对已经扩权的条款和即将扩权的内容进行法律审查，避免出现与法律法规相违背的情况，今后也应随形势变化与法律变更，与时俱进地进行调整修正。
交互理性
进一步厘清市县关系。总
《红楼梦》中提到了芒种节，即饯花神节。芒种过后，便是夏日，众花凋谢，花神退位，人们摆设各色礼物，为花神饯行。这样的祭祀节日，体现了当时人们对自然的亲近和敬畏之心。书中人物林黛玉将落花装入绢袋，拿土掩埋，这样的一个细节描写，更是让祭祀活动显得清雅别致。这些富含雅趣的祭祀节日和祭祀形式对今天祭祀活动和礼仪安排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祭祀时机相对“错时”
《红楼梦》中多有提及“四时之祭”，既《礼记·祭统》中记载：“凡祭有四时，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尝，冬祭曰烝。”如书中第五十三回，贾珍因问尤氏：“咱们春祭的恩赏可领了不曾？”此处便提及“春祭”。如书中第六十四回中，描写贾宝玉的心理活动“七月因为瓜果之节，家家都上秋祭的坟。林妹妹有感于心，所以在私室祭奠，取《礼记》‘春秋荐其时食’之意。”随后，书中描写因正值中元节前后，祭祀的气氛触动了林黛玉，于是，林黛玉以瓜果、焚香、诗稿祭奠了西施、虞姬、明妃、绿珠、红拂五位女子。
近数十年来，全国推进殡葬改革，倡导绿色环保、文明的祭祀新风，鼓励人们避开清明高峰期进行落葬、祭扫，提倡居家祭扫。这些殡葬文明倡导举措，有着对历史、对传统的尊重和传承。
殡葬理念绿色环保
书中人物贾宝玉对祭祀有着超出世人的见解。如书中第五十八回，芳官烧纸钱祭祀死去的药官，贾宝玉劝芳官，以后断不可烧纸钱，只需逢时过节，诚虔焚香祷告即可。甚至不用香，随便有土有草，只以洁净，便可为祭。只要心诚意洁，一盏水，一些花，鲜果菜肴都可以。对贾宝玉这番话的描写，指的是祭扫的本质远大于祭扫的形式，这正是现代殡葬理念的一个重要核心思想。
书中描写贾宝玉在悼念故人时，也是不拘成俗的。如第七十八回，在晴雯离世后，贾宝玉撰写了一篇《芙蓉女儿誄》，备四样晴雯生前所喜之物，于月夜下，至芙蓉花前，以群花之蕊、冰鲛之觳、沁芳之泉、枫露之茗泣涕念文悼念。这与我国殡葬改革所提倡的绿色环保、错时祭扫有着相通之处。书中的这些关于祭祀观念和祭祀礼仪情节的描述，让人不得不惊叹作者独到的见解和对封建旧俗质疑的勇气。
“殡葬”是关乎民生对问题，我们要认清祭扫的本质，选择更健康、文明、环保的祭葬形式，还归土地于自然，行明智之举，存千秋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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