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年长
Wan Nian 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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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提出隐事说的是俞平伯。在此说的基础上，周煦良加以引申和佐证，认为“诗的中心思想是写杨妃不忠实于爱情”，诗后半部分所写的内容表明杨贵妃对唐玄宗已忘得一干二净，诗的末尾二句“乃诗人结语，不接杨妃”。在写作方面，《长恨歌》与《长恨歌传》传述大体相同，陈鸿《长恨歌传》末云：“夫希代之事非与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唐玄宗和杨贵妃之事既载于国史，又何必担心“与时消没”呢？据此，《长恨歌》所述实为“世所不闻”的隐事。俞平伯基本上同意周煦良的看法，但他又认为末二句“实遥应篇首”“本意固在惩尤物窒乱阶，却又不能扬家丑显国恶，故贬褒互用，美中有刺”。从中可知俞平伯对其旧说提出了修正，但从总体上看，隐事说的观点没有改变。曾有李宗为、刘永濂等人发表看法，认为隐事说过于牵强，难以成立。隐事说不是从文本出发，推测的成分太多，一定程度上有背离文本之嫌，或许人们因此对隐事说没有表现出过多的热情。 [51] [70]
讽谕说认为《长恨歌》讽刺了唐玄宗荒淫误国，劝诫君王制情节欲，以守君道。自陈寅恪《〈长恨歌〉笺证》一文发表后，支持者甚众。持讽谕说的代表人物是周天，他指出《长恨歌》描写的人物和情节都取材于安史之乱。以此为背景，周天以真人真事为《长恨歌》作笺证，论证酿成安史之乱以及马嵬兵变、妃死国危、生民涂炭的悲剧起因，进而认为出现这一悲剧实由唐玄宗迷恋杨贵妃、宠信诸杨集团和安禄山、贪欢怠政而起。此外，周天又从《长恨歌》本身入手，认为前半部分明显地带有讽刺的思想内涵，后半部分改为抒情浪漫笔调，并非写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而是写杨贵妃的“生亦惑，死亦惑”（《李夫人》），说明唐玄宗继续执迷不悟。在这里，周天突出了作品的讽谕和鉴戒意义。周天的论著《〈长恨歌〉笺说稿》发表后，许多学者表示支持讽谕说。刘西建认为《长恨歌》有两部分：第一部分为惋惜唐玄宗由于自怠、纵欲而不能善始善终，终于断送了事业；第二部分诗人把惋惜之情扩展到唐玄宗个人生活的痛苦以及他和杨贵妃爱情生活的毁灭方面。“诗人通过对唐玄宗和杨贵妃荒淫误国的讥讽和对他们彼此怀恋的描写，表达了对唐玄宗晚节不保的深切惋惜之情，以告诫后来的帝王慎始善终。稍后，陈兹信从白居易的创作思想和意图上分析得出结论，认为唐玄宗和杨贵妃之间不是真正的爱情，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怀念只是一种怀旧，进而得出结论否定爱情说，肯定讽谕说。这一时期支持讽谕说的还有张殿臣、娄瑞怀等人。讽谕说虽然获得了广泛支持，但也遭到了非难。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这一观点过分强调了“以史论诗”，忽视了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之间的区别；其二，过分强调《长恨歌》和《长恨歌传》的一体，忽视了两者之间的独立性。 [51] [71-72]
率先提出爱情说的是张安祖。主要论据如下：其一，他认为白居易对《长恨歌》的主题早有交待。白居易指出：“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风情意谓描写爱情。其二，从《长恨歌》的内容看，作品前半部分虽有讽刺，但讽意极轻，所谓劝百讽一；作品后半部分则充分地表现为唐玄宗和杨贵妃爱情的颂歌。其三，从选材看，白居易对史实进行了取舍，对那些可能影响唐玄宗和杨贵妃形象的都做了最大限度的舍弃或巧妙的变动。稍后，马茂元、王松龄在《论〈长恨歌〉的主题思想》一文中指出：作品中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形象已脱离了他们的“历史原型”，作品中所描写的爱情悲剧已不再“仅仅是帝王宫妃的离合，而具有普通男女爱情的悲剧的性质”。因此，既要看到作品“通过李、杨的爱情悲剧的描写，歌颂了爱情的坚贞专一，倾诉了对他们在爱情上不幸遭遇的深刻同情”，同时也要看到作品“在客观上反映了李、杨故事的原始创造者——处在中唐战乱时代的人们（包括文人）对美满爱情的理想和渴求。”霍巨燃、李雪竹则在《应识深情“长恨”中》一文中表示，作品中唐玄宗和杨贵妃都是令人同情的人物，《长恨歌》政治色彩淡薄，篇中多为对爱情的咏叹，而且白居易把其作为爱情颂歌来写，是有其群众基础和文学原因的。王一娟从白居易早年的生活经历入手，指出白居易早年的爱情经历对《长恨歌》的产生了重要影响。当他面对唐玄宗和杨贵妃悲欢离合故事的时候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着力刻画了两人爱情被意外事件毁灭后的遗恨。此外，持爱情主题说的还有张红、朱安义等人。持爱情说观点的主要是从文本分析来推导其结论的。从表面上看，持这一观点的研究者似乎不太注重隐事说、讽谕说等方面的成果，但这一研究方法的提出却是在西方接受美学理论的影响下形成的。 [51] [73-74]
感伤说认为《长恨歌》的主题是感伤国家的衰退、盛世的一去不返。在批判讽谕说、爱情说及多重主题说片面性的基础上，王新霞主张把《长恨歌》放到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文学发展的潮流中考察，认为《长恨歌》是一首“感伤盛世衰亡的长诗”，是一曲感伤一去不复返的繁华时代的“无尽的哀歌”。“‘长恨’的含义，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诗中直接描写的李、杨爱情悲剧性结局的长恨；另一方面是作者借这个题材所要抒写的哀伤盛世衰亡的绵绵长恨。前者是现象，后者才是本质。”陈允吉从唐代变文入手发表了《从〈欢喜国王缘〉变文看〈长恨歌〉的故事构成——兼述〈长恨歌〉与佛经文学的关系》一文，明确地指出《长恨歌》是一首感伤诗，并对其感伤主题做出扼要的论述。这一时期，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章回体长篇小说。书中涉及领域较广，礼乐射御书数皆有详述，也多次对祭祀活动进行描写。通过这些情节描写，我们得以了解作者所在时代的祭祀观念和祭祀礼仪。如若去糟粕，存精华，仍有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的地方。
祭祀形式清雅别致
《红楼梦》中提到了芒种节，即饯花神节。芒种过后，便是夏日，众花凋谢，花神退位，人们摆设各色礼物，为花神饯行。这样的祭祀节日，体现了当时人们对自然的亲近和敬畏之心。书中人物林黛玉将落花装入绢袋，拿土掩埋，这样的一个细节描写，更是让祭祀活动显得清雅别致。这些富含雅趣的祭祀节日和祭祀形式对今天祭祀活动和礼仪安排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祭祀时机相对“错时”
《红楼梦》中多有提及“四时之祭”，既《礼记·祭统》中记载：“凡祭有四时，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尝，冬祭曰烝。”如书中第五十三回，贾珍因问尤氏：“咱们春祭的恩赏可领了不曾？”此处便提及“春祭”。如书中第六十四回中，描写贾宝玉的心理活动“七月因为瓜果之节，家家都上秋祭的坟。林妹妹有感于心，所以在私室祭奠，取《礼记》‘春秋荐其时食’之意。”随后，书中描写因正值中元节前后，祭祀的气氛触动了林黛玉，于是，林黛玉以瓜果、焚香、诗稿祭奠了西施、虞姬、明妃、绿珠、红拂五位女子。
近数十年来，全国推进殡葬改革，倡导绿色环保、文明的祭祀新风，鼓励人们避开清明高峰期进行落葬、祭扫，提倡居家祭扫。这些殡葬文明倡导举措，有着对历史、对传统的尊重和传承。
殡葬理念绿色环保
书中人物贾宝玉对祭祀有着超出世人的见解。如书中第五十八回，芳官烧纸钱祭祀死去的药官，贾宝玉劝芳官，以后断不可烧纸钱，只需逢时过节，诚虔焚香祷告即可。甚至不用香，随便有土有草，只以洁净，便可为祭。只要心诚意洁，一盏水，一些花，鲜果菜肴都可以。对贾宝玉这番话的描写，指的是祭扫的本质远大于祭扫的形式，这正是现代殡葬理念的一个重要核心思想。
书中描写贾宝玉在悼念故人时，也是不拘成俗的。如第七十八回，在晴雯离世后，贾宝玉撰写了一篇《芙蓉女儿誄》，备四样晴雯生前所喜之物，于月夜下，至芙蓉花前，以群花之蕊、冰鲛之觳、沁芳之泉、枫露之茗泣涕念文悼念。这与我国殡葬改革所提倡的绿色环保、错时祭扫有着相通之处。书中的这些关于祭祀观念和祭祀礼仪情节的描述，让人不得不惊叹作者独到的见解和对封建旧俗质疑的勇气。
“殡葬”是关乎民生对问题，我们要认清祭扫的本质，选择更健康、文明、环保的祭葬形式，还归土地于自然，行明智之举，存千秋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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