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年长
Wan Nian 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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谶纬思想形成于西汉的哀帝、平帝时期，到东汉则基本完备，被称为内学被学者称之为儒教。纬书是相对于经书而言的，儒家的“六经”，加上《孝经》都有纬书，总称“七纬”，以神秘主义解释七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孝经》。经籍和纬书互配，经在轴，纬在杼。当时儒道两家学派有个明显的共同趋势就是道家往下层社会发展成民间道教；而儒家则在上层社会发展成了庙堂儒教 [12] 。
纬书内的天文占卜和未来预言叫做“谶记”，七纬之外有《论语谶》，对孔子进行神化，附会圣人神道设教。“易曰：‘河出图，洛出书。’然则圣人之受命也，必因积德累业，丰功厚利，诚著天地，泽被生人，万物之所归往，神明之所福飨，则有天命之应。盖龟龙衔负，出於河、洛，以纪易代之徵，其理幽昧，究极神道。先王恐其惑人，秘而不传。说者又云，孔子既叙六经，以明天人之道，知后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别立纬及谶，以遗来世。” [13] 谶纬思想认为“《易》有阴阳，《诗》有五际，《春秋》有灾异，皆列终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窃学《齐诗》，闻五际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蚀、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犹巢居知风，穴处知雨，亦不足多，适所习耳。” [14]
董仲舒
董仲舒
郑玄、马融、董仲舒、谯周是谶纬思想的集大成者。董仲舒结合公羊家和五行思想，发展出“天人感应”理论，并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董仲舒强调“天”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如果君王施政不仁，天就会有所表示，称之为“天人感应”，这意味着君权之上还有一个神权，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对君王有一定的制衡作用。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学成为官方正统思想，研究四书五经的经学也成为了显学，设五经博士。
建初四年（79年），汉章帝主持召开了一次全国经学讨论会，即白虎观会议，会议纪录由班固整理成《白虎通德论》，以法令形式将谶纬之学定形，和正统经书具有同等地位。晋朝泰始三年，禁星气谶纬之学。纬书原本因隋炀帝禁止而散佚。《隋书·经籍志一》：“ 炀帝即位，乃发使四出，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皆焚之，为吏所纠者至死。”流传下来的纬书有：易纬《乾凿度》、书纬《考灵曜》、诗纬《含神雾》、礼纬《稽命征》、乐纬《动声仪》、春秋《元命包》、孝经《援神契》、尚书《中候握河纪》、论语《谶比考》。后为追求长生的道教区分，从南北朝开始叫做儒教又被称作圣教。“儒教是中华民族土生土长的宗教 [15] ”，儒教是礼乐文明的代表，上古宗教的直接继承者。
“儒教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传统宗教，凡是生活在中国这块古老土地上的各民族，包括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如北方的辽、金、元，西夏及清，历代王朝都以儒教为国教，孔子为教主(这是孔子生前没有料到的，正如老子被道教奉为教主没有被老子料到一样)。……儒教利用政教结合的优势得以成为国教，儒教的神权与皇权融为一体，不可分割 [16] 。”
在汉代今古经学、公羊学派、谶纬三者是不分家的。公羊家和谷梁家都主张尊王说、内鲁说，即讲大一统，讲君臣父子，讲华夷之辨。“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之后，刘向治谷梁春秋，数其祸福，传以洪范，与仲舒错。至向子歆治左氏传。”公羊家以西汉董仲舒、眭弘和东汉何休为代表。《公羊传》的思想直承《春秋》，侧重于从《春秋》尊王攘夷思想延伸而成的“大一统”、“拨乱反正”观点。西汉初年，以尊王为主体的春秋公羊思想，成为朝野的依据。而公羊学派在公羊学被立为学官之后，更是大大的扩张了势力。董仲舒著《春秋繁露》，好言“天人感应”与“阴阳灾异”，由是“谶纬”之学大兴。汉宣帝时期，谷梁传成为春秋的权威解释，公羊学随之没落，曹魏时期大儒世家司马氏登基后更是动摇了谶纬信仰。 [17]
唐代道统
韩愈
韩愈
唐代韩愈提出“道统”之说，《原道》认为“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韩愈又说：“孟轲师子思，子思之学，盖出曾子。自孔子没，群弟子莫不有书，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韩愈本人则以孟子继承者自居，并自谦说：“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李翱说：“孔氏去远，杨朱恣行，孟轲拒之，乃坏于成。戎风混华，异学魁横，兄尝辨之，孔道益明。”皮日休说：“千世之后，独有一昌黎先生，露臂瞋视，诟于千百人内。其言虽行，其道不胜。苟轩裳之士，世世有昌黎先生，则吾以为孟子矣。”
宋明道德神学
二程
二程
自汉以来，儒家思想在绝大部分历史时期是中国的主流价值观，但也有低迷时期。宋朝时道德神学为儒学主流，理学的天理是道德神学，同时成为儒家神权和王权的合法性依据，尊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北宋五子）为始祖，朱熹为集大成者，后取得元朝官方地位，但陆九渊与程朱不同，虽同属理学但是同源不同流。元明清时期，科举考试都以朱熹的理学内容为考试题目，对中华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何吸收或拒斥佛教的思想，这是宋明理学家的一项核心工作。张载(1020-1077)、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朱熹、陆九渊(1139-1192)、王阳明等大儒，长期研读佛教，虽以“辟佛”标榜，却饱受佛教的思想影响，宋明道学乃是儒佛会通的结果。 [18]
朱熹(1130.10.22-1200.4.23)，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谥文，世称朱文公。祖籍江南东路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省尤溪县)。宋朝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儒学集大成者，世尊称为朱子。朱熹是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中。 朱熹是程颢、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任江西南康、福建漳州知府、浙东巡抚，做官清正有为，振举书院建设。官拜焕章阁侍制兼侍讲，为宋宁宗皇帝讲学。
朱熹著述甚多
选定一处较满意之堂局后，便可考虑坐山立向，建房久居。下面就谈谈坐山立向的几个步骤。
第一步，要按自然之地势，以来龙入首之山向为立向法则。所谓来龙，即山脉来势。如果远山在西北，近山在东南，此山势为乾巽走向；如果远山在东北，近山在西南，此山势为艮坤走向；如果远山在西方，近山在东方，此山势为兑震走向；如果远山在北方，近山在南方，此山势为坎离走向。东南西北、四面八方，共有二十四个山势走向。山势走向，一脉相连，中间不要有江河分隔为原则。中间若有江河分隔，那就是认错山势。所谓来龙入首之处，就是山势之尽头。此处一般为江河交会点。来龙以水为界，遇水即止。此处多有冲积平地，形成山环水抱之局堂，气聚于此，正好是聚居之所。山脉来势，虽有二十四个方向，但实际只有三元，即天元、地元、人元。凡向方为子、午、卯、酉、乾、巽、艮、坤八个向势的，为天元龙。凡向方为辰、戌、丑、未、壬、丙、甲、庚八个向势的，为地元龙。凡向方为癸、丁、乙、辛、寅、申、巳、亥八个向势的，为人元龙。坐山立向，就要以同元一气为原则。
山势入首处为人元龙，立向也必须是人元龙。只有同元一气，才能保持一卦纯清。比如，山势入首处为巽向，巽为天元龙，就可能选择巽向、午向、坤向、卯向、酉向等。山势走向，一般是迂回曲折的，以入首一段为准则。有些地方，山脉遥远，无法观察，只好采用以水证龙之办法判断。比如江河之交会处，取其交会之左右一段，形成夹角；其夹角之中心分界线，即是来龙的山势走向。
山势走向，最忌骑线，所立之坐向线，若压在两卦的分界线上，此为大空亡线，用之大凶；若压在天元龙与地元龙的分界线上，此为小空亡线，用之凶煞；若压在天元龙与人元龙之分界线上，虽不是阴阳差错，亦为不宜。即使压在五格分金分界线、六十四卦分界线、季节分界线，亦是不恰当的。总之。凡压分界线，都是错的。有些地方，堂局虽美，但属骑线出卦，或阴阳差错，都不能取用，宁可弃而不用，另觅他处，以免注成大错。
立向亦要看向方之水。取水亦要保持同元一气，坐山为天元龙，向水亦要天元龙；坐山为地元龙，向水亦要地元龙；坐山为人元龙，向水亦要人元龙。若不合同元，水最好，也是煞水。此所谓“乾山乾向水朝乾，乾峰出状元”(《天玉经》语)就是这个意思。水要屈曲迎面而来，两侧而去，来水去水，要合同元，方为合线法。即使城门之水，亦是如此。比如立子午山向，水要坤来艮去、艮来坤去、巽来乾去、乾来巽去。来水去水，切忌硬直或急流喘滩，要以弯曲有情或湖荡缓流为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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