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年长
Wan Nian 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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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由于诗人世界观的局限，另一方面也由于唐玄宗既是安史之乱的制造者又是所谓的“五十年太平天子”，因此《长恨歌》的主题思想也具有双重性，既有讽刺，又有同情。诗的前半部分露骨地讽刺了唐玄宗的荒淫误国，是长恨之因；诗的后半部分，诗人用充满同情的笔触写唐玄宗的入骨相思，从而使诗的主题思想由批判转为对坚贞专一的爱情的歌颂，是长恨的正文。同时，在歌颂和同情中仍暗含讽意，如结尾两句便暗示了正是唐玄宗的重色轻国造成了这个无可挽回的终身恨事。但是，诗的客观效果是同情远远超过了讽刺，读者往往深爱其“风情”，而忘记了“戒鉴”。这不仅因为诗人对唐玄宗的看法存在矛盾，而且和诗人在刻画唐玄宗的相思之情上着力更多也很有关系。《长恨歌》前半部分写实，后半部分则运用了浪漫主义的幻想手法，但虚构中仍有现实主义的精确描绘，人物形象生动，使人不觉得是虚构。语言和声调优美，抒情写景和叙事融合无间，也都是《长恨歌》的艺术特色。 [23]
思想内容
白居易把他的诗分为讽谕、感伤、闲适、杂律四类，而将《长恨歌》列在感伤类。诗人曾颇为自得地说：“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在他看来，《长恨歌》与讽谕诗《秦中吟十首》不同，它是“风情”之歌。有人把“风情”理解为“儿女风情”，这是不合原意的。在这一联诗里，“风情”与“正声”对偶，“风情”指风人之情，“正声”指雅正之声。所以，把《长恨歌》的题旨仅仅归结为“讥明皇迷于色而不悟”的讽谕说，在很大程度上有悖于作品的客观内容。 [21] [24]
《长恨歌》与一般叙写爱情悲剧诗歌不同的是，这个悲剧的主人公是帝王和妃子，悲剧的制造者和悲剧的主人公是重合的。诗的前半部分主要叙写唐玄宗重色误国和杨贵妃恃色邀宠。由于唐玄宗“春宵苦短”不理朝政，导致安史之乱的发生。在这一部分里，诗人流露出明显的讽谕，如“汉皇重色思倾国”“从此君王不早朝”是对唐玄宗的批判，“姊妹弟兄皆列土”数句是对裙带关系的针砭；然而也为之讳饰，如杨贵妃原为唐玄宗之子寿王妃，陈鸿《长恨歌传》就写到“诏高力士潜搜外宫，得弘农杨玄琰女于寿邸”，但在《长恨歌》中却是“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可见白居易对唐玄宗的态度与陈鸿有所不同，是有意护短的。诗的后半部分主要叙写马嵬驿兵变后，唐玄宗和杨贵妃彼此的思念及生死离别的悲剧。此时的主人公身份发生变化，一个是失败的帝王，一个是仙山的太真。在这一部分里，唐玄宗的性格已经由“好色好淫”为主转化为“情痴情种”，诗人的态度也明显由讽谕为主转向同情了。诗人在民间流传故事的基础上，按照人间理想的爱情模式进行艺术提炼，把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悲剧演绎为普通人的爱情悲剧，寄托了诗人对忠贞不渝的美好爱情的赞颂之意：“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全篇虽有对悲剧主人公唐玄宗重色误国的批判倾向，但也有对唐玄宗和杨贵妃生离死别遭遇的同情态度，对“比翼鸟”“连理枝”的赞美歌颂。 [22] [25]
《长恨歌》的主题具有复杂性，既有批判、讽谕成分，又有同情、歌颂成分。《长恨歌》主题的双重性并不是缺点，而是一个创造性的突破。纵观中国叙事文学史，在《红楼梦》诞生以前，作品中的人物性格大抵是平面化、单一化的，正如《红楼梦》脂评所指出：“恶则无往不恶，美则无一不美”，缺少活生生的丰富内涵。《红楼梦》则不然，如贾宝玉就“说不得善，说不得恶；说不得正大光明，说不得混账恶赖……说不得聪明才俊，说不得好色好淫，说不得情痴情种……”他身上体现了多种性格元素的综合。在《红楼梦》问世的九百五十多年前白居易就初步创造了一个集多种性格元素于一身的唐玄宗的形象，他身上也确实交织着善与恶、爱与恨、灵与肉、可怜与可憎、坚贞诚挚与昏庸鄙俗、情痴情种与好色好淫。白居易在诗中不但揭示了这种多重性，使之相反相形，而且使之在情节发展中浑然一体地显示出来，有其令人信服的逻辑。《长恨歌》的双重主题就根植于人物形象浑然一体的多重性格之中。 [25]
《长恨歌》中唐玄宗的多重性格，还有其客观的现实依据和诗人的创作心理依据。历史上的唐玄宗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他不但是糊涂的昏君，而且更是有所作为的贤君，青史垂名的开元盛世就与他分不开。白居易在《策林》中不止一次地写到”太宗、玄宗抱神圣文武之姿”，把唐玄宗的开元之治和唐太宗的贞观之治相提并论。唐玄宗还是聪明才俊的乐舞鉴赏家、创作家和倡导者，对艺术事业的繁荣起过推动作用。白居易也是乐舞的理论家和倡导者，对此容易产生同感共鸣。他在多首诗中赞及《霓裳羽衣曲》，这一作品的创作、欣赏和流行不仅与唐玄宗有关，还因杨贵妃擅长此舞而更负盛名。白居易曾把此曲看作开元盛世的艺术象征，在《长恨歌》中还很自然地以此象征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或爱情之梦。“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于是爱情及其美梦一去不复返，开元盛世更是烟消云散了。诗人虽颇有针砭之意，但同情遗憾之心也跃动在字里行间。有学者认为，《霓裳羽衣曲》是亡国之音的象征，这不符合白居易的心理，有违事实。白居易说：“我爱霓裳君合知，发于歌咏形于诗。君不见我歌云，惊破霓裳羽衣曲。”（《霓裳羽衣舞歌》）明明是并不贬抑《霓裳羽衣曲》，由此也可见他对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有一定好感，这可看作他创作《长恨歌》的重要心理依据。总之，白居易对唐玄宗是既有好感，又有反感，故在诗中既哀其不幸，又讽其昏庸，而在这双重主题中，同情其爱情悲剧则是主要方面。 [25]
回看全诗就会明显地感到，前半部分基本是写实的，后半部分则逐步转到了浪漫主义的想象；前半部分以批评为主，带有讽谕的意味，后半部分则以同情为主，带有感伤的意味。这本来是相互矛盾的东西，却通过马嵬驿兵变联系起来了。尽管如此，这种矛盾并没有统一，诗人也无法统一。因为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悲欢离合是与政治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为诗人来说，既要批评，又要同情，二者难以统一。诗人思想的局限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章回体长篇小说。书中涉及领域较广，礼乐射御书数皆有详述，也多次对祭祀活动进行描写。通过这些情节描写，我们得以了解作者所在时代的祭祀观念和祭祀礼仪。如若去糟粕，存精华，仍有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的地方。
祭祀形式清雅别致
《红楼梦》中提到了芒种节，即饯花神节。芒种过后，便是夏日，众花凋谢，花神退位，人们摆设各色礼物，为花神饯行。这样的祭祀节日，体现了当时人们对自然的亲近和敬畏之心。书中人物林黛玉将落花装入绢袋，拿土掩埋，这样的一个细节描写，更是让祭祀活动显得清雅别致。这些富含雅趣的祭祀节日和祭祀形式对今天祭祀活动和礼仪安排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祭祀时机相对“错时”
《红楼梦》中多有提及“四时之祭”，既《礼记·祭统》中记载：“凡祭有四时，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尝，冬祭曰烝。”如书中第五十三回，贾珍因问尤氏：“咱们春祭的恩赏可领了不曾？”此处便提及“春祭”。如书中第六十四回中，描写贾宝玉的心理活动“七月因为瓜果之节，家家都上秋祭的坟。林妹妹有感于心，所以在私室祭奠，取《礼记》‘春秋荐其时食’之意。”随后，书中描写因正值中元节前后，祭祀的气氛触动了林黛玉，于是，林黛玉以瓜果、焚香、诗稿祭奠了西施、虞姬、明妃、绿珠、红拂五位女子。
近数十年来，全国推进殡葬改革，倡导绿色环保、文明的祭祀新风，鼓励人们避开清明高峰期进行落葬、祭扫，提倡居家祭扫。这些殡葬文明倡导举措，有着对历史、对传统的尊重和传承。
殡葬理念绿色环保
书中人物贾宝玉对祭祀有着超出世人的见解。如书中第五十八回，芳官烧纸钱祭祀死去的药官，贾宝玉劝芳官，以后断不可烧纸钱，只需逢时过节，诚虔焚香祷告即可。甚至不用香，随便有土有草，只以洁净，便可为祭。只要心诚意洁，一盏水，一些花，鲜果菜肴都可以。对贾宝玉这番话的描写，指的是祭扫的本质远大于祭扫的形式，这正是现代殡葬理念的一个重要核心思想。
书中描写贾宝玉在悼念故人时，也是不拘成俗的。如第七十八回，在晴雯离世后，贾宝玉撰写了一篇《芙蓉女儿誄》，备四样晴雯生前所喜之物，于月夜下，至芙蓉花前，以群花之蕊、冰鲛之觳、沁芳之泉、枫露之茗泣涕念文悼念。这与我国殡葬改革所提倡的绿色环保、错时祭扫有着相通之处。书中的这些关于祭祀观念和祭祀礼仪情节的描述，让人不得不惊叹作者独到的见解和对封建旧俗质疑的勇气。
“殡葬”是关乎民生对问题，我们要认清祭扫的本质，选择更健康、文明、环保的祭葬形式，还归土地于自然，行明智之举，存千秋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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