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年长
Wan Nian 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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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关系
有人根据李商隐部分诗作的风格，推想他性格内向（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编·第十一章）。这种猜测多少有些武断。如果从李商隐的另外一些活泼幽默的作品来看，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现存的资料（主要是他本人的诗歌和文章）表明李商隐的社交范围广泛，他是一个乐于交往而且颇受欢迎的人。
李商隐交往圈里的人物分为四类：
仕途人物: 令狐楚、令狐绹、崔戎、王茂元、李执方、卢弘止、郑亚、柳仲郢、李回、杜悰、萧浣、杨虞卿、杨嗣复、周墀、姚合、孙简等人；
酬和诗友：杜牧、温庭筠、白居易等人；
志同道合：刘蕡、永道士、崔珏、李郢等人；
礼节往来：令狐绪、韩瞻以及他在各个阶段的同僚。
在李商隐的社交生活中，备受后人关注的，是他与“牛李党争”的关系。清代以前的学者普遍认为：李商隐青年时期得到令狐楚的赏识，并有机会跟随他学习“四六文”（骈体文），应该自然而然成为令狐楚所属的牛党。民国以后的学者，虽然对李商隐究竟应该属于哪个党派有不同的意见，但也都同意：正是由于李商隐与令狐楚的这一段经历，使得他一生都被牵累在牛李党争的政治漩涡中。
李商隐本人可能原想置身于牛李党争之外，他的交往有牛有李，诗文中对两方都有所肯定，也都有所批评。然而，在政治斗争中想要保持中立，显然只能是一厢情愿。结果是李商隐两边不讨好，令狐绹尤其厌恶他，认为他忘恩负义。在令狐绹官居高位后，李商隐曾多次尝试补救，包括写了一些诗给令狐绹（如《寄令狐郎中》），希望他顾念旧情，但令狐绹始终不理睬他。
在这种情况下，李商隐的仕途显然无法顺利，他曾于唐文宗开成四年（839）、唐武宗会昌五年（845）两入秘书省，但只是短期地担任过低级官职。李商隐也在基层政府做过小官（开成四年-五年：弘农县尉；大中二年-三年：盩厔尉），同样短暂和坎坷。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一些外派官员的幕下供职。事实上，无论是“牛党”还是“李党”得势，李商隐从来没有机会晋升。他的政治生涯结束于唐宣宗大中十二年（856），其时他追随盐铁转运使柳仲郢，担任盐铁推官，当柳被调任兵部尚书时，他也随即失去工作。在回到家乡后不久即病故。
与令狐楚父子的交往
在父亲去世后，幼年的李商隐陪同母亲回到河南故乡，这里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而且相当艰苦的环境，没有家庭或家族的影响力帮助他在成长过程中自然进入一个社交圈。李商隐凭借才华、人品和性格建立起了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早在十六岁，他就开始与当地的一些知识分子交往，将自己的作品散发给他们阅读，获得了一定的名气——也许就是因此引起了令狐楚的注意。
认识令狐楚是李商隐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他后来的生活状态在很大程度上与此有关。令狐楚帮助李商隐进入士大夫的社会阶层，同时也使他卷入了党争的旋涡。从829年（文宗太和三年）令狐楚聘用他作幕僚，到837（文宗开成二年）令狐楚去世，他们一直保持着非常亲密的关系。李商隐以谦卑诚恳的态度赢得了令狐楚的信任，有一件事可以表现这种信任的程度：令狐楚在病危之际召唤李商隐来到身边，要求他代为撰写遗表——这并非普通的遗书，而是要上呈给皇帝的政治遗言。令狐楚本人就是这种文体的高手，而他宁愿让李商隐帮助完成自己一生的总结。另一方面，他们两人之间又有非常微妙的距离感。李商隐在一些场合称呼令狐楚为“四丈”，显得相当亲近，但他从不会放松到忘记时时表达感激之情的地步。当然，与其说李商隐谨小慎微地保持了距离，倒不如说令狐楚的态度给定了双方交往的界限。
在与令狐楚交往的过程中，李商隐学会了如何与既有身份又欣赏自己才华的人融洽相处。这样的人对他而言具有多重身份：伯乐、老师、长辈、上司、赞助者……简言之，他们会对其个人仕途和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力。
与王茂元家族的交往
王茂元是李商隐的岳父。身为边疆大吏，王茂元声名显赫，家境富有。在一些资料里，他被认为是当时“牛李党争”中李党的一员。《旧唐书》和《新唐书》的作者都认为李商隐娶了王茂元的女儿王晏媄，是在令狐楚死后背叛了其所属的牛党。但是，近代的一些研究显示：王茂元的李党身份并不是那么确凿，因为没有史料证据表明他真正参与了党争。另一方面，李商隐除了在王茂元身边短期担任过幕僚之外，并没有因为他的婚姻而获得更多的政治资本。李商隐在诗文中也流露出，他在经济和仕途方面，都没有仰仗岳父的支持。这样的辩解看起来是有道理的。会昌三年，王茂元在讨伐刘稹的战争中病故，此时李商隐闲居在家，竟然也都没有及时赶到岳父身边。可见双方的关系并不是非常密切。
与郑亚、卢弘止、柳仲郢等人的交往
郑亚、卢弘止和柳仲郢三人是李商隐幕府生涯中最重要的三位府主。他们都很欣赏李商隐的才华，并且有限度地帮他争取利益。
与刘蕡的交往
刘蕡是李商隐的政治偶像，他早年在应试的对策文中强烈批评宦官干涉政治的弊端，获得朝野一致的敬佩，但也因此断送了仕途。李商隐现存的诗集中，有5首是题名写给刘蕡的。并很可能于大中二年见过面。
历史争议编辑 播报
血缘谜团
殡葬离不开环境，环境是殡葬的依托的基础。无论任何一种殡葬形式，都要在特定的环境中进行。殡葬离不开环境，但殡葬的任一种形式都在不同程度的污染环境。遗体是一种特殊的有毒有害的固体废弃物。每具遗体既是一座小型的化学毒品库，又是一个病菌病毒库。无论怎样处理，都不同程度地污染着各主要环境要素。
对土壤环境的污染。土葬是任尸体自然腐败的过程，有害化学物质会直接污染土壤。火葬是将尸体高温焚化的过程，形成的骨灰也间接地污染着土壤。其它殡葬方法也不例外，尸体的固体残留物都会进入土地。殡葬对土壤环境的污染是非常普遍的。而且作用时间也很长。
对大气环境的污染。尸体的腐烂或火化过程都将产生多种有害气体。如~H2S、NH3、S02、CO、NOX、烟尘和众多的有机气态污染物质。这些气体排人大气，会造成大气污染，危害着人类的身心健康。
对水体环境的污染。水葬是将尸体置于水中，任其腐败的过程，会严重污染江、河、湖、海这些地表水源。而土葬能污染地下水，甚至火葬过程中产生的骨灰也能被雨水淋出重金属类化合物，污染着地表和地下水体。这一点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如任其自然，最终将污染我们宝贵的饮用水源。
对声学环境的污染。火化机械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噪声污染。殡仪车辆存在着交通噪声污染，甚至一些陈规陋习(如燃放爆竹、哭丧等)也能使正常的声学环境遭到破坏。
对生物环境的污染。尸体在存放、运输时，尤其是土葬等自然腐败的情况下，会逸放出病菌和病毒，产生生物污染，传播疾病甚至发生瘟疫。历史上一次次大的瘟疫迅速蔓延很多都是尸体对生物环境污染的结果。现代特大自然灾害后也出现过不同程度的尸体生物污染事件。所以在地震、大水过后，灾区都要将遗体妥善处理，捎灭带菌的蚊蝇、老鼠等等。
另外，焚烧纸钱和迷信随葬品等活动也能产生大气污染，并伴有火灾隐患。每年的清明节，各级民政部门都要对此严管严罚，推行文明祭悼，保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
自然环境中的自然资源有史以来就遭到人类殡葬活动的破坏。有些自然环境被破坏后是不能或很难再生的。这是吃祖宗饭、造子孙孽的行径，是非常无知愚昧之举。
我国年死亡人口800万，据2000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统计，全国年火化遗体仅为336万具，绝大部分都采取土葬和火化后葬灰的具体葬式进行遗体的处理，每年不得不破坏大量的土地资源，近几年，私建滥建公墓现象非常普遍，使原本紧张的土地问题又雪上加霜。
土葬和火化后的复葬需要棺木，有些地区火化时也用棺木，全国每年浪费掉至少二、三百万立方米的木材，这将毁掉多少公顷的森林。
殡葬不但破坏森林环境，还破坏草地等植被环境及石油矿产等资源。这一切不能不唤醒我们的环境意识，去努力寻求更科学、更健康的殡葬方式，保护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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