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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韩城市受理专利申请225项,专利申请授权60项,其中发明专利94项。全年共组织各类实用技术培训160场次,展出科普展板2500余块,发放科普书刊19300册,发放宣传资料30种、11万余份,科普挂图3600张,培训人员达5万余人。
[4] 教育事业
截至2018年末,韩城市各级各类在校学生57026人,比上年增长1.0%。普通中学在校学生18492人,比上年下降3.7%,其中高级中学8440人,下降7.9%,初级中学10052人,增长0.1%;全市小学在校学生23303人,增长6.2%,幼儿园在园幼儿15193人,下降0.4%,特殊教育在校生38人。学龄儿童净入学率达到99.92%,普惠性幼儿园占比达到75%,初中毕业生升学率98%。高考一本上线人数548人,二本上线人数1076人(含一本)。全市园校实现互联互通,义务阶段学校“超大班额”全部化解,起始年级“大班额”问题全面消除。
[4] 文化事业
截至2018年末,韩城市共有艺术表演团体1个,图书馆1个,文化馆1个(总馆),文化站8个(分馆)。当年新购图书1.27万册,公共图书馆藏书量为23.69万册,全年图书流量6.29万册次,入馆读者12.39万人次。广播覆盖率达99.73%,电视覆盖率达99.97%。
[4] 体育事业
截至2018年末,韩城市拥有各类体育俱乐部34个,群众体育场地346个,其中,室内40个,室外306个;场地总面积为595372平方米。其中:体育场1个,田径场3个,全民健身广场1个,运动公园1个,小运动场75个。举办了2018“极速小镇”陕西韩城中国汽车场地越野锦标赛,省第七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水务集团杯”马拉松赛、2018中国·沿黄观光路第二届山地自行车联赛总决赛等体育健身活动。
[4] 卫生事业
截至2018年末,韩城市共有医疗机构437所,其中,卫生院13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所,服务站7所,村卫生室270所,个体诊所122所。全市医疗机构实有床位2343张。全市共有执业(助理)医师1249人,注册护士1222人。
[4] 劳动就业
2018年,韩城市城镇新增就业和再就业4469人,城镇登记失业率3.69%。
[4] 社会保障
2018年,韩城市有78054名城镇职工参加了基本医疗保险,57303名城镇职工参加了基本养老保险,29.7705万名城乡居民参加了基本医疗保险,16.6056万名城乡居民参加了基本养老保险。
[4] 社会福利
2018年,韩城市有878人享受了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5383人享受了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每人每月575元,较上年提高45元;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每人每年4255元,较上年提高555元。年末共建成农村幸福院159所,社会福利园区主体建成。农村幸福院、社会福利园基本实现双向互通。
[4] 环境保护
2018年,韩城市空气优良天数累计190天,优良率52.1%,比上年下降1.9个百分点。水系建设实现新突破,造林绿化呈现新特色。绿化覆盖率38.83%。全市有自然保护区2个,总面积48047公顷,占全市国土面积的29.6%。卫生城市荣获国家授牌,森林城市创建通过国家批复,园林城市通过省级验收,文明城市取得国省同创资格。万元生产总值能耗降低6.8%,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为4341吨,氨氮排放量为527吨,二氧化硫排放量为72062吨,氮氧化物排放量为25420吨,主要污染物减排率:化学需氧量减排率4%、氨氮减排率3.8%、二氧化硫减排率8.5%、氮氧化物减排率5.3%,主要污染物基本实现达标排放。
[4] 安全生产
2018年,韩城市发生生产安全事故16起、死亡16人,亿元生产总值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为0.043人。
[4] 历史文化
编辑 播报综述
韩城民间艺术,远在宋、元时期已初具规模。明清时期,韩城秧歌从“地摊子”走上舞台;南原上的百面锣鼓和抬芯,声势浩大,粗犷壮美;北原上的耍神楼和背芯,奇巧飘洒,别具一格;人们在节日和婚嫁中,用花馍、布玩、刺绣等,传递着相互间的美好感情和祝愿。民国年间,山西蒲剧和陕西秦腔逐步占据了韩城舞台。韩城解放,文化艺术事业进入了一个新时期。社火不只芯子、高跷、锣鼓活跃在节日的城乡,1985年春节,尘封多年的“神楼”重新面世。民间手工艺品,通过多次举办展览,得到进一步发展。民间文学创作日益繁荣,同时又崛起煤炭文学创作。
[14] 韩城秧歌
是一种由民歌经说唱向戏曲演化,且初具戏曲雏形的演唱形式。清吴锡麟在《新年杂咏抄》中说,秧歌是由宋代的“村田乐”演化而来。考察韩城秧歌,它的正曲部分实际上是套曲联唱,很像宋、元杂剧前身的“诸宫调”,表演时“唱则不舞,舞则不唱”,伴奏时“奏时不唱,唱时不奏”,就连称谓,如男角称丑,旦角称“包头”等,都类似宋、元杂剧。
韩城秧歌的定型、成熟在明代后叶到清末。民国年间,韩城秧歌达到全盛期。民国十五年(1926年)春节期间,薛峰川的名艺人建德和天宝,各为本村秧歌班的领头,筑台对唱秧歌,难分高下。于是,又各邀请全县各地的名艺人出台助阵,一时红角云集,方圆百里的群众扶老携幼前来观看。一直唱到收麦前,才算停住。民谣说的:“建德、天宝齐名列,丈八元漂亮白如雪”正是指这次对唱的盛况。
1985年3月8日,韩城秧歌协会正式成立,使这一古代民间艺术的挖掘
近年来,墓园价格不断攀升,很多地区都出现每平方米数万元的墓地,墓价远远超过房价,甚至赶超别墅价格,很多人一提到殡葬就想到“暴利”。普通老百姓千元的收入与数万元的殡葬费相比,“死不起”的问题越来越突出。网上有传言,“活不起,死不起!生无安居之所,死无葬身之地!”也并非无道理。殡葬费用如此增长将引起严重的社会危机,引发新的社会不公平因素。基本殡葬公共服务作为中国公共服务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政府保障民众基本的殡葬权益的重要方式,分析中国殡葬市场混乱原因是加强殡葬监管针对性的重要前提。
1“.暴利现象”为人深诟。殡葬服务市场的规制分为三个级别。基本殡葬服务费用实行政府定价,选择性殡葬服务实行政府指导价,殡葬用品实行市场定价。基本殡葬服务关乎到基本民生保障问题,市场开放程度相对较低,政府对殡葬服务实行严格的行政许可准入机制,具有一定的行政垄断色彩。通过实地调查西安市三兆殡仪馆、咸阳市殡仪馆,发现其基本殡葬服务环节的经营成果都为亏损状况,而亏损的多寡则与殡仪馆的接纳量成负相关。规模相对较大的西安三兆殡仪馆年接纳量为3500~4000具左右,比咸阳市殡仪馆能获得更好的规模经济效益。在此环节上,三兆殡仪馆的亏损比咸阳市殡仪馆较小。
而媒体揭露殡葬行业的“暴利”根源为:选择性殡葬服务、殡葬用品、墓地经营。一个成本不到一百的骨灰盒流转到殡仪馆价格就升至上千成万,骨灰盒并不是高精尖产品,其价格何能这样高?选择性殡葬服务定价出现失控,整容服务费用有高达上千元,甚至还出现强制性绑定销售的现象。墓地炒作的现象更是层出不穷,一平方墓地价格可高达上万,堪比房价。这不禁令人发问,殡葬事业的公益性何在?
在“天津市丧俗如何适应城市文明建设与社会管理发展”座谈会上,针对民间殡葬商业组织(即所谓的“大了”)利用增加封建迷信环节谋取利益的问题进行了商讨,应由民政部门出面办“大了”,既能降低“白事”的费用,让市民真正享受到实惠,还能对“大了”进行有力的监管。
[3] 2.服务质量、作业流程标准化水平有待提升。殡葬行业从业人员整体专业水平不高,直接影响到殡葬服务的质量。殡仪馆的服务水平不仅取决于设备的先进与否,更取决于服务人员的服务水平。殡葬是一个极为特殊的行业,不仅要满足死者物理上的需求,更要满足生者的精神需求。这就要求殡葬服务人员投入恰当的感情,同情理解丧属的心情。但目前中国的殡葬从业人员基于社会文化对死的禁忌等因素,未能较好地认识自己从事的行业价值,对工作满意度低,而在服务业服务人员的工作满意度之间影响到服务质量。媒体常常报道的殡葬从业人员出现情绪管理不当,二次伤害丧属客户的心理,引起广大的反响。
作业流程标准化程度不高。作业流程标准化有利于组织、控制以及监管的实行,为殡葬从业人员工作提供一个标准。民政部近年已组织相关专家学者进行殡葬行业服务标准的制定,但尚未落实到殡仪馆。标准化不高给监管带来了严重的问题,以什么指标为准,这是迫切要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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